西周初年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引起了一些大臣对周公的猜疑与不满，甚至发生了管叔、蔡叔等“三监”勾结残殷势力的叛乱，东方的形势也不安定。《史记.周本纪》载：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东伐淮夷，践奄，迁其君薄姑。”召公作为“太保”，是当时国家行政机构的首脑。他与周公一起，辅佐周成王，镇压了“三监”和东夷的叛乱，维护了国家的安定。
营建洛邑是西周王朝的一件大事。洛邑位居天下之中，周人选择洛邑做东都，以此为新的统治据点来加强对四方的控制。取周人成功之义而命名曰“成周”。主持工程的大臣是周公与召公，召公在洛邑营建过程中，起到了策划与实施的作用。《尚书.召诰》记载：“惟太保先周公相宅。越若来三月，惟丙午朏，越三日戊申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。越五日甲寅，位成。若翼日乙卯，周王朝至于洛，则达观于新邑营。”新邑的建成，对巩固西周政权的统治、监督殷遗民及东夷的反抗具有重要意义。
召公奭除上述几项主要贡献外，就是他与周公分陕而治。据《春秋公羊传.隐公五年》载：“自陕而东者，周公主之，自陕而西者，召公主之。”《史记.燕召公世家》亦云：“其在成王时，召公为三公：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；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。”关于“陕”的解释，又有多种说法：一曰陕县说，《史记.燕召公世家.集解》引何休曰：“陕者，盖今弘农陕县是也。”二曰陕城说，《水经.河水注》云：“河南即陕城也。昔周、召分伯，以此城为东西之别。”三曰陕陌说，《后汉书.郡国志》载，弘农郡“有陕陌”，章怀太子注引《博物记》：“二伯所分。”四曰陕原说，《水经注》熊会贞疏引《括地志》：“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，分陕不因其城，乃从原为界。”大体而言，在今三门峡市原陕县一带。
当时分陕而治的目的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，周成王以陕为界，将西周统治区划分为两大部分，西方以沣镐为中心，管辖周人故地；东方以洛邑为中心，统理新获殷商国土。实际上也是两大军事管制区，史籍与金文上常见的“西六师”、“殷八师”就是根据上述划分而设立的。六师驻扎沣镐，其任务是保卫宗周与王畿。八师常驻洛邑，有镇压威慑残殷势力之重任。从分陕而治的史实，可知西周初年召公与周公的地位是难分伯仲的。
召公治陕，政绩卓著。以德政爱民而受到百姓的衷心赞美。《诗经.召南.甘棠》云：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败，召伯所憇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，召伯所说。”
译成现代语言：“枝叶茂盛的棠梨，不翦不砍莫动它，召伯曾留在树下。枝叶茂盛的棠梨，不翦不劈莫损它，召伯曾在树下歇息。枝叶茂盛的棠梨，不翦不拔莫伤它，召伯曾在树下办公。”
《甘棠》诗中所歌颂的“召伯”究竟是何人？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王充《论衡.须颂》云：“宣王惠周，诗颂其行，召伯述职，周歌棠树。”高亨先生在《诗经今注》中亦指出，此“召伯”非召公奭。华锋等《诗经诠释》也说：“这是一首怀念、歌颂召伯虎的诗作。”但上述说法是缺乏根据的。
《史记》、《说苑》等著作早已指出此“召伯”即“召公”。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.燕召公世家》中记述道：“召公之治西方，甚得兆民和。召公巡行乡邑，有棠树，决狱政事其下，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。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怀棠树不敢伐，哥詠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诗。”刘向《说苑.贵德》亦云：“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，其犹赤子乎？饥者则食之，寒者则衣之，将之养之，育之长之，唯恐其不至于大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传曰：‘自陕以东者，周公主之，自陕以西者，召公主之。’召公述职，当桑蚕之时，不欲变民事，故不入邑，舍于甘棠之下，而听断焉，陕间之人，皆得其所，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，善之故言之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歌咏之。夫诗，思然后积，积中然后满，满然后发，发由其道，而致其位焉。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，甘棠之不伐也，政教恶乎不行？孔子曰：‘吾于《甘棠》，见宗庙之敬也，甚尊其人，必敬其位。’”这里明确指出，《甘棠》之诗为召公奭而作。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：“《甘棠》一诗为颂赞召公之作，召伯即召公奭。”
据《陕州志》载：“召公治陕以西，甚得民和，有司请召民，公曰：‘不劳一身而劳百姓，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”召公秉乘先君文王之志，听颂于甘棠树下，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，深受百姓崇敬与怀念，为感召公之政而赋《甘棠》之诗。
《毛诗序》说：“《甘棠》，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于南国。”郑《笺》亦云：“召伯听男女之讼，不重烦劳百姓，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。国人被其德，说其化，思其人，敬其树。”人们出于对甘棠树崇敬之情，不得去碰它，更不能损伤它，要做到“勿翦勿伐”、“勿翦无败”、“勿翦勿拜”。闻一多先生说：“甘棠者，盖即南国之社木，故召伯舍焉以听断其下。”晁福林先生亦云：“愚以为这种树应当是周代的社树。”看来，人们已将甘棠作为神树对待。
孔子对于《甘棠》之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《孔子家语.好生》云：“孔子曰：‘吾于《甘棠》，宗庙之敬甚矣，思其人必爱其树，尊其人必敬其位，道也。”《孔子家语.祭典》云：“周人之于邵公也，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，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。’”此记载同上博简《孔子论诗》曰：“吾以《甘棠》得宗庙之敬，民性固然，甚贵其人，必敬其位，悦其人，必好其所为，恶其人者亦然”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。孔子认为，百姓因召公之德政教化而生敬心。“按照孔子所强调的‘功’、‘德’的原则，召公作为周王朝有巨大功德者，尽管只是文王庶子，但是，在周人宗庙有其神主牌位，应当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。”
韩诗着眼召公廉政爱民事迹。《韩诗外传》云：“昔者周道之盛，邵伯在朝，有请营邵以居。邵伯曰：‘嗟！以吾一身而劳百姓，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’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庙之间而听断焉。邵伯暴处远野，庐于树下，百姓大说，耕桑者倍力以劝。于是岁大稔，民给家足。其后，在位者骄奢，不恤元元，税赋繁数，百姓困乏，耕桑失时。于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，美而歌之。《诗》曰：‘蔽茀甘棠，勿刬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此之谓也。”这里强调召公的节俭，不以一身而劳百姓，代表了周道之盛，并对后世当权者之骄奢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鞭挞。
（本篇完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